上
　　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之一。《汉书》记载自屈原以下辞赋凡七十八家，而由拳（嘉兴）人占三家，即严忌、严助、朱买臣。这三人差不多同时出现在由拳建县后一百年内，可证当时由拳一地的文化之事已颇兴盛。因为没有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决然出不来文化代表人物的。 
　　嘉兴民间对于朱买臣传说甚多，我将在“杀妻”的故事中表述，严忌和严助是父子（一说他们是“族亲”），原姓庄，为大族，至东汉初因避明帝刘庄讳，改姓严。《汉书》提到严忌的地方或称“庄夫子”，或称“严夫子”。他是一位辞赋老作家了。“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汉代读书人以辞赋谋得一官的比比皆是，但严老作家却特别，不为朝廷所赏识。先是因景帝刘启不好辞赋，老作家的满肚子锦绣只好如烂草一般“馊”着；后来被喜好招致四方游士的吴王刘濞当作“人才”网罗了去，却因摆了点老作家的架子、劝说吴王不要谋反，谋反了将会如何如何，而为吴王所厌坐了冷板凳，一气之下徒步跑去河南商丘投奔梁孝王刘武。在著名的梁园舒舒服服住了好些年，因为老作家的道德和文章都非常好，在梁园一般的作家都很尊重他，甚至连司马相如、枚乘这样的辞赋大作家见了他吃饭都不敢擅自坐上席，都敬称他为“庄夫子”。 
　　严忌是有政治抱负的。一个文人，只要在政治上有点想法，想有所作为，总不会安于现状的。梁园在当时，“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严忌以梁园宾客的身份，悠悠哉，衣食无忧，是可以很潇洒地坐下来写作的。他确也是写了不少作品，据《汉书》所记：“庄夫子赋二十四篇”，接近于司马相如作赋二十九篇的创作量。我无法评测严忌的政治才干如何，但从他仅存的《哀时命》赋来看，他在政治上的不得志、失意，抑或是谋官而未成的牢骚是很明显的。所谓“负檐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要，音义同腰），在屋檐下掮着一根长木头，想伸腰也伸不直，窘相可掬。而“弱水汩其为难兮，路中断而不通。”则是对于仕途阻塞的哀叹了。自然，但凭一篇《哀时命》是不能推断严忌的一生是否就是潦倒的一生，不过套用一句熟烂的老话：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可以想象严老作家在梁园的心理状况不会太好，说白了终究是一名寄食者。 
　　严忌的传世之作《哀时命》赋，是嘉兴历史上见于记载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值得我们嘉兴人珍视的。 
　　严忌死后葬由拳县西北隅，其地名严墓，即今江苏吴江铜罗镇。说到严墓，现在四十来岁以上的嘉兴人对它最有印象的便是“严墓奶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严墓多有年轻妇女来嘉兴做奶妈，住在嘉兴帮奶人家的不多，大多带了婴孩回严墓去，待断奶后再送回嘉兴。严墓那地方人多田地少，在生产方式单一，别无副业出路的情形下，遂以帮奶为养家糊口之资。一般来说，进城来帮奶的奶妈，她乡下自己的孩子早早断奶（这是很不人道的，但迫于生活困窘不得不如此）。因此并无“奶底头”（乳汁近干涸竭）之虞，作为主人家尽可放心。这样的奶妈，人走后情谊仍在。尤其是她奶大的小孩，在他（她）成年之后，不会轻易忘却“哺乳之恩”，至少在精神上，他（她）对奶妈是存有“感激之情”的。这种心理状态是很传统的，也是很美好的。我出生后母亲无奶，请了一位奶妈。我的奶妈是东栅近乡的农妇，待我非常之好。前些年有位老邻居碰到我，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对我说：“明观，你小时候鼻涕是你奶妈用嘴吮吸的。”这个细节，我祖母生前也多次说过。我十二岁时一次跟祖母在北丽桥忽然遇见我的奶妈，记忆中她很健康，细长的眼睛，红朴朴的椭圆脸。她是进城来购物。她叫我一声：“明官。”我喊她：“妈妈娘。”她买了一根甘蔗给我吃，还牵着我的手不放，这一别四十四年过去了，我想这四十多年来，妈妈娘倘健在，她一定也会在想念我的。（11） 
　　央视开年大戏《汉武大帝》中有两个以文入仕的大臣——严助和朱买臣。严忌严助父子和朱买臣这三位在历史上有影响的嘉兴人，其故事从本期起将连续三次刊登。——编者 

下
　　严助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以郡举贤良，擢为中大夫。这是汉代读书人出仕做官的途径之一。郡举贤良，就是由公卿、地方长官推举郡、县内品行学问优秀的读书人去皇帝那里经过面试，认为确是人才堪用的，就委任做官了。中大夫，或称中书令，那是掌传宣诏令、在皇帝身边的官儿，地位不算区区。严助那次去长安，全国各地来的“贤良”共有一百多位，汉武帝独欣赏严助的“对策”，使他从一百多人中脱颖而出。在这之后，又有东方朔、司马相如、枚皋、吾丘寿王、朱买臣等一班名士来到武帝的身旁，成为近侍之臣。武帝每召司马相如、严助、东方朔等与大臣辩论，以便确定国策，司马相如往往称病不赴，东方朔则持论无要领、嬉皮笑脸，武帝只好把他像俳优（有点似滑稽小品演员）那样养着。而唯独严助以义理之文，切中要害，屡屡使大臣们辞穷。这是需要有相当政治才干的。在武帝的侍臣中，司马相如的辞赋作得最好，名气也最大，是当任不让的文学魁首。但司马不敢与大臣一辩国策，怯于任事，实在是政治底气不足的缘故。自古以来，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的鲜有其人，那么，嘉兴在两千多年前就出一位严助，那该是嘉兴人的光荣吧。 
　　比较起“哀时命”的老子来，严助不但时运好（得以举贤良），善辞赋，他在政治上的才华、胆略确实令人刮目！汉武帝的时代，南方边境的不宁（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使国家极为头疼！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求救于武帝，太尉田田分主张不救、坐视越人自相残杀。严助不以为然，说：东瓯以穷因来告急，不去救助，今后如何统治这些边远地方呢。严助的说法是从国家大统长治久安来考虑的，自然为虽年仅弱冠却已雄心勃勃的武帝所采纳，把“不足与计”的老太尉晾在一边。事有凑巧，严助去会稽（官署在今苏州）发兵，却未带虎符（这是武帝的决定），而会稽太守执意要验看虎符后才同意发兵，两下里争执起来。这时，但见严助拔剑斩了太守身旁的司马官。严助不杀太守而杀司马官是有道理的，司马是武官，杀了他兵权在握，于是严助口传皇帝旨意，发兵渡海救东瓯，而闽越那边听说来了这么一位刚毅勇武的儒将，不战而引兵退去，战祸以此平息。这之后，严助又曾奉命出使南越，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闽越归降，南方终得以安靖。 
　　《汉书》上说“助侍燕从容”，是指严助在皇帝面前态度闲适，从不居功自傲。一次汉武帝问他在老家时的情况，他回答因家贫，经常被家境富裕的连襟所凌辱。汉武帝又问他想去哪里做官，回答愿去会稽做太守。会稽郡所在地和由拳相距百余里，这样近便的地方是足以使严助衣锦还乡、对守财不义的“襟兄”出一口积年的鸟气了。严助任会稽太守三年，后回到长安，专门创作歌功颂德的辞赋，是长安（首都）作家群中著名的“歌德派”。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谋反未成，严助因受牵连被杀死在长安街头。那些“歌德”大作一点都不派用场。严助一生着赋三十五篇，除“歌德”之外，其未显达时必有悲悯民生之作，惜均失于传。 
　　严助死在长安，千里迢迢的，尸骸是不大有可能归葬故乡的，况且又是皇帝的重罪之臣！但嘉兴有严助墓。墓在城区少年路北端一校园内。上世纪70年代初，嘉兴城里城外大挖防空洞，而严助墓也成了“挖”的对象。挖“洞”的斧凿、锹，丁丁冬冬、丁丁冬冬，昼夜不绝。“都说是严将军墓、严将军墓，里头究竟哪哈？”“哪哈”是指金银珠宝。结果，土墩挖开，挖出来的是一大堆石头。防空洞是挖成功的，重新封土成一墩。这个墩，我去过多次，墩上树木葱郁，有亭，是可以小坐的。我想，将军的骸骨未必在墩内，千百年来只是一种传说附会着将军的魂魄所在了。譬如我小时候，就听说去墩上捕捉到的蟋蟀，特别狠勇善斗，这是为严将军葬地的风水所化育到小虫如蟋蟀而成一方之名物了。后来，随着识字渐多，读到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第三十八首云：“天宁佛阁早春开，鸟语风铃次第催。怪道回船湿得袜，严将军墓踏青来。”仿佛是坐实了“天宁寺在秀水县治东北，后有严助墓”。又后来，从旧地方志上获知：将军之墓“有古树大数寻，枝叶皆西北向，天将雨，辄作剑佩鸣”一样，无法能够考证的。但凭这不多的文字，我无端地忽然猜想：严将军墓，会不会是南宋的遗民所编创的有几许壮美的传说呢，“西北向”和“剑佩鸣”正是南渡来嘉禾定居的遗民的故国情怀和寄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