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楼边的公安路85弄3号是严家的故居，曾经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严家大宅门，如今只留下两层小楼。1983年，严家老五严瑞珉从合肥大学调到温州广播电视大学后，与妻子一直就居住在这里。

故居在游子的心中，是永远的乡愁。每到清明或春节，分散在国内外的严氏后人回乡，都会穿过谯楼的城门洞，拐进窄窄的小巷，在3号小院坐坐、看看，释放他们心中那份日积月累的牵挂。

谯楼更声绵延千年，严家小院亲情温馨。

鼓楼街的严氏曾因“严日顺”瓯绸老字号闻名海内外。如果要翻其家族史，可追溯到距今1000多年前的五代。

（一）

严氏第23代世祖严永在五代时曾在云南当节度使，后来此先祖厌倦仕途，带着亲信亲人千里跋涉，来到了平阳（现为苍南），看到钱仓青华山一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山清水秀，便决定在这里安家乐业。他脱下官服，放在一块大岩石上，然后带着亲眷老少遁入山林，在山里林间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当地人把他放置官服的那块大石头称为严公岩。

据史书记载，明代时，严家还出过进士。南宋时，严公的后人又迁徙到了温州，先在瓯江北岸落脚，后又迁移到瓯江南岸。

到了清朝，严氏一位名叫严廷耀的子嗣，把家安置在当时温州城最繁华的商业街——鼓楼街。严廷耀在鼓楼街开了一间绉纱店谋生，店名叫“严同顺”。这个小作坊被勤奋聪明的严廷耀经营得有声有色。温州俗语把女人生小孩叫“做月里”，过去温州人做月里，头上须包上绉纱防风防寒。因为严同顺绉纱质量好，温州城里城外生小孩的妇女都寻到鼓楼街严同顺老字号买绉纱。生意红火，给严家带来不错的经济收入。严廷耀有五个儿子，振运、振奇、振皓、振杰、振寿。后来5个儿子分家，各自经营。老三严振皓先在鼓楼街开“铜钱店”。严振皓这一房，被街坊邻居称作“严家老三房”。

（二）

严振皓尽管含辛茹苦经营，但生意并不景气。他只有一个儿子，名叫严笑儒。可喜的是严振皓娶了出身永嘉枫林名门望族之女徐氏为妻。徐氏懂诗词、会书法，知书达理，聪明贤惠。在永嘉坊间流传一则佳话：枫林徐清来成名得于其姐姐的辛劳培养，而这位姐姐就是嫁入严家的徐氏。徐清来与徐定超是宗亲，两人系叔侄关系。据严家后人回忆，当年监察御史徐定超是严家的座上客，他经常与徐清来一起到严家访亲，看望徐氏。

严振皓英年早逝，只留下独子严笑儒。徐氏年轻守寡，她以柔弱的双肩承担起严家老三房养育儿子、支撑严家门庭的重担，一门心思要将儿子培养成才。

严笑儒不负母望，他勤奋苦读，终于考取功名，成就家业。

严家老三房此时在鼓楼街开了一间瓯绸作坊，取名“严日顺”。瓯绸作坊在严笑儒的打理下日益兴旺。1900年，严家生产的品牌瓯绸在美国巴拿马万国展览会上获得金奖。温州生产的瓯绸名扬四海，最难得的是严老先生还把自家生产的秘方公开给同行，让大家互利。
在严笑儒的努力下，当时温州瓯绸作坊发展到50多家，温州成为浙江省三大丝绸生产基地之一，与杭州、湖州相媲美。

据严笑儒的孙子严瑞珍先生在2016年“严家大聚会”时总结，爷爷发迹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搞原料革新，走科技发展之路，从改良桑叶、改良蚕种入手。他出资支持孙诒让先生创办蚕桑馆，在学馆里研究桑叶、蚕种、丝绸的新产品。他还从国外引进“洋蚕种”，与本地蚕种杂交，培育出新蚕种。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试验成功了，严日顺出产蚕丝光泽度高，柔软性能好。于是，出自温州严日顺的瓯绸新产品在我们爷爷的努力下问世了。二是在纺织技术上革新，一改原来平板绸缎，织出了有花纹的瓯绸。

严笑儒是个很有经营天才的儒商，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他又谋划开拓经营范围，上世纪30年代，不仅在杭州、湖州开了严日顺瓯绸分号，还创办了织布厂、镬炉厂等。在严笑儒的精心运作下，“严日顺”成为了一个产业集团，因为严笑儒的经济实力和人品，他被商家推举为温州商会会长。

严笑儒也是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儒商，昔日寒窗苦读，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已根植于心。他热心于社会公益，参与兴办温州中学；与朋友一起创办《新民丛报》；联合筹办温州图书馆；过去老百姓有一句民谣“温州怕火烧，青田怕水推”，严笑儒出资组织城区消防队，保护一方百姓资产；出资修缮谯楼，把鼓楼街的石子路改为石板路等等。

据说，温州谯楼严日顺经商事迹及其产品在国际上获荣誉的消息惊动了朝廷，光绪皇帝欣赏严家这江南名门的声誉，下旨封养育独子成才的徐老夫人为“二品诰命夫人”。直到严瑞珍这一代，严家前间长条桌上还陈列着皇帝颁发给严家的黄绫诏书。

作为温州商会会长，严笑儒做的最有见地的事是辛亥革命时与温州一班地方绅士、名商上书浙江军政府，要求调派徐定超来治理温州，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此请求立即获批准，不久徐定超便到温州上任。徐定超在温州军政分府执政时的政绩，温州文史资料有多方面的报道，他励精图治，勤政爱民，颁发一系列政令打击奸商、清剿土匪、平抑米价、废除捐税等，大大稳定了当时温州一度混乱的局面，使老百姓在离乱之时能够安居乐业。与徐班侯志同道合的严笑儒作为当时的温州商会会长，无疑是徐都督身边一位高参，一位助手。

严笑儒是独子，父亲早故，母亲希望儿子事业有成之外，还希望他子嗣兴旺。孝顺的严笑儒对母亲历来言听计从。他一共娶了5房妻妾：王氏、江氏、朱氏、李氏、吴氏。生了10个儿子，7个女儿。10个儿子的名字是：文龙、文黻、文鼎、文彝、文英、文通、文楷、文达、文麟、文钦。

（三）

严文鼎是严笑儒的第三个儿子，由朱氏所生。因为在10个儿子中，严文鼎排行第三，所以街坊邻里称严文鼎这一支为严家新三房。
帝国主义入侵，尤其是“烟台条约”的签订，致使大批洋货涌入中国，民族工业受到冲击，本来就脆弱的地方企业自然更是难以维持，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严家的瓯绸作坊就开始走下坡路。抗战爆发，温州三次沦陷，严日顺由此而一蹶不振。

父亲过世，10个兄弟分了家。到严文鼎成家时，严家不再辉煌，严家的子嗣又开始了自食其力的人生途径。

陈洁春是严文鼎的妻子，她记忆最深的是曾为温州商界执牛耳者的公公临死时，不断叹气，不断摇头。他在感叹他的10个儿子、7个女儿，没有一个接受现代文化教育，以致家业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而倾塌。所以，陈洁春与丈夫严文鼎约定：即使家庭经济再困难，我们也要供子女读书，把他们培育成才。

严文鼎、陈洁春有6个儿子、3个女儿：瑞瑜、哲民、瑞珍、绵绵、娟娟、芬芬、瑞瑄、瑞珉、严哲。聪颖、贤惠的陈洁春把培养子女成才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在艰难的岁月里，她与丈夫并肩支撑，为9个子女展开温暖的护翼，呵护他们优秀地成长。采访时，严哲的妻子许凯说：你写我们严家，有两个妇女的功绩不能疏漏，一位是严振皓的妻子徐氏（严氏老三房）；另一位是严文鼎的妻子陈洁春（严氏新三房）——我的婆婆，她治家有策，教子有方，做人方圆、明理，记忆力极佳，在大家庭中任劳任怨，整个严家老少包括街坊邻里都非常尊敬她。

严家新三房的子女个个学业有成，事业有成，他们是严家十六字家训“肩担道义，手写文章，脚走正路，心怀亲情”不折不扣的追随者和实践者。

“严家三杰”是媒体笔下的赋予，指的是严笑儒的孙子，严家新三房中三个儿子，瑞瑜、瑞珍、瑞瑄。

瑞瑜是严文鼎的长子，温州中学毕业，1941年考上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因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爱国活动，被国民党列入了黑名单。在地下党秘密安排下，严瑞瑜被转移到解放区。

严瑞瑜是新中国首批铁路专家。1948年，在解放战争的战火中，严瑞瑜参加了同蒲铁路的抢修工作。后来成为享誉国内的铁路专家的严瑞瑜回忆：当时，部队在前方打仗，我们在后方修铁路，我们直接参与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这也是我参与铁路建设的开始。那时大学毕业不久，实践的经验不足，但热情很高。我带领一个小组，在炮火中沿路进行调查，做出修复方案。在大家努力下，全线在很短的时间内修通，对支援解放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段经历是我修建铁路生涯的起点。

解放太原时，他和同事接受了“要把铁路修到城墙下”的任务。由于运输线路畅通，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严瑞瑜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太原城。

他曾是宁赣线（南京—江西）总指挥兼党委书记，这一工程十分浩大，全线共有几十万工人、民工参加修路，再说当时“文化大革命”已开始，干扰很大。但作为全线总指挥，严瑞瑜顶逆风，战恶浪，终于如期完成祖国和人民所托付的重担。

他是京九线的策划者，他还是京温线筹建专家组的组长。

“当时筹建处设在杭州火车站旁边的红楼宾馆，紧靠铁路，居住条件不怎么好。夏天杭州酷热，我们在37、38度的高温下坚持工作，非常辛苦……京温铁路通车典礼那一天，我应温州市政府的邀请参加了这个温州人的盛大节日。当我目睹火车在震天的鞭炮声中缓缓驶进站台时，我不禁热泪夺眶……我为之奋斗一生的铁路终于通到我的家乡！生我育我的故乡也步入现代化的轨道，故乡几代人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的喜悦与感动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严瑞瑜曾如是抒发他当时的心绪。

严瑞瑜还是个孝子，他非常眷顾居住在谯楼旁严家小院内的父母和弟妹们。他说：“父母亲没有工作，弟妹们尚年幼，我作为老大，应竭尽我的所能来维持这个家。我和老伴省吃俭用，将每月工资凑足100元寄回家，我们自己靠上工地每天4角5分的补贴过日子，虽然有点苦，但心里亮堂、快乐！”

如果说严瑞瑜是享誉全国的温籍铁路专家，那么严瑞珍则是享誉世界的从事发展农业经济研究的专家，他把自己的才智奉献给“为贫苦农民致富”的伟大事业。他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副主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抗战时，民族灾难深重，严瑞珍曾随父母逃难到温州乡下，在农村看到农民生活贫困状况，老房东家徒四壁，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这些画面深深刺激着小小少年郎的同情心，从此严瑞珍就立下要读书成才，改变这些贫苦的底层老百姓的命运、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志向。

1948年，严瑞珍高中毕业，同时考上北大、同济、复旦和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5所名牌大学，因为心中早已有宏愿，他毅然选择了中央大学农业经济专业。严瑞珍除了努力学习专业功课外，还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其间还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明白，祖国要富强，农民要富裕，就必须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

1952年，严瑞珍被组织派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农业经济研究生，1955年毕业留校任教。

60多年来，严瑞珍一直致力于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学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他具有深厚经济理论功底，熟悉中国农村实际，在农村经济调查中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并通过与国外农村经济的比较分析，以更高、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他的讲学受到学生的欢迎和赞赏。他直接指导毕业的国内外博士生、硕士生达70多人，桃李遍天下。这些学生都继承了严教授的严谨治学态度和求真的研究精神，工作在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一线。

他提出了许多在发展农业经济方面具有独创性的观点：是他首先提出工农业互相支持、协调发展的方针；是他首次引进“户量比”的方法，科学评定土地的经济效益；是他首次提出“市场是粮食安全的基础”的论断等；他的代表作《中国贫困山区发展的道路》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教委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吴玉章科研奖。1995年，他在河北内丘县创建“太行山区脱贫和发展试验区内丘”——被人们称为“内丘模式”。

“大行山内丘反贫困试验区，辖3个乡，54个村，17000多人。我们和德国学者到内丘山区进行考察，发现满山是石头，于是我们发动群众爆破开山修梯田，引水上山，种苹果、板栗等果树，同时在果树间套种花生，当年见效。我们还通过生态建设，发展交通、供水、技术引进、教育、医疗等项目，使试验区人均收入由原来的337元增加2340元，基本上解决当地1万多人的温饱问题……内丘县政府还特地在试验区建立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千秋伟业，功德永存”。2008年严瑞珍在接受家乡媒体采访时，如是介绍他为贫困地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功德之事。

2002年，严瑞珍主导的在内蒙古和林格尔的另一个反贫困试验区，通过9年的努力操作又获得成功，使4000多农民过上了小康生活。
严瑞珍“兼济天下”，为了千千万万的贫困农民致富，他皓首穷经，呕心沥血。中央台、人民日报、东方时空、北京日报等媒体都多方位报道了他致力扶贫的动人事迹。

晚年的严瑞珍正在热心搜集严氏家族的资料，为了挖掘严家的家族史料，传承严家好家风，他和几个弟妹倡导发起了《严家通讯》这个家庭刊物。从2000年开始，这份家庭刊物就在一期期地刊出。

2016年7月，严家40多人在山东荣成聚会，严瑞珍在聚会上说：“严家新三房的第二代（也就是我们这一代）正在退出历史舞台，让第三代接上接力棒，继续去演绎威武雄壮的新剧目。应该说，这是我们严家一个具有历史意义、标志性的转折点。150来年的历史沧桑里，严家先人们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值得我们去回味，值得我们去继承，今天我们严家聚会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严瑞瑄是严家兄弟中的老四，1962年天津大学高分子专业毕业，是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高分子化工研究专家。

严瑞瑄在化工领域的“三突破”——乳胶涂料、电泳涂料、水处理用阻垢剂，奠定其在高分子化工研究方面的翘楚地位。

作为潜心于化工研究的科学家，严瑞瑄著作等身。1989年，严瑞瑄著的《水溶性聚合物》一书正式由化工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水溶性聚合物产品、性能、设备和用途的专著。在此基础上，相继又出版了《水溶性高分子》《水处理剂应用手册》《水溶性高分子产品手册》等专著。这些书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人看了之后，创办了企业，有些大学把这些书作为研究生必读资料。现在的许多从事水溶性聚合物的大学博导都在许多场合讲，他们是读着这些书成长起来的。在国外，有个著名的聚丙烯酰胺大公司还把“水溶性高分子”节译后作为职工培训的材料。全球最大的聚丙烯酰胺法国公司的董事长，找人翻译了这本书供自己阅读。化工出版社统计，《水溶性高分子》是化工专业书籍中发行数量最大的一本书。

成就杰出的严家老四，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中老年，不管遭遇多大的劫难，爱国是我始终不变的情怀！”

其他三个儿子的情况：

严哲民：英士大学毕业。

严瑞珉：天津大学毕业后在合肥大学教书，后调温州广播电视大学，任副教授。

严哲：复旦大学毕业，曾当过兵，后调到温州医科大学，任教授，在医用生物化学领域颇有声誉。

严文鼎的6个儿子，在各自领域都是精英人物，他们不折不扣履行着严家“肩担道义，手写文章，脚走正道，心怀亲情”的十六字家训。

（四）

2017年4月7日，在严哲老师家采访。作为严笑儒的孙子，他保存了许多有关严氏大家族的资料，严老师拿出一沓《严家通讯》，这是严家新三房为传承家风，增加亲人之间凝聚力而创办的一份家族刊物，从2000年开始，一直坚持，共出了32期。呈现在眼前是一本本页面16开的铜版纸杂志，封面设计各期不同，图案却异常精致。其内容丰富，文采斐然，图文并茂。

翻开第31期的《家庭通讯》，扉页注明这期主编严澍（严瑞瑄的女儿，严家新三房第三代）的一段话：这期《家庭通讯》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我首先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三伯在2016年家庭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他全面系统地讲述了近150年来时代风雷激荡下严家鲜为人知、跌宕起伏的家史，并深刻揭示出百年兴衰荣辱的深层次原因，梳理出严家历史形成的特点、优点和家风。通过该文，具有厚重底蕴的严家文化殿堂图景正初现容颜。本期共收集了4代人写的16篇文章，包括第5代的文章在内。从文字到内容，从逻辑到思想深度，篇篇精彩，全部达到可以公开出版的水平。这本身也从一个侧面生动反映出“书香人家”“妙手写文章”的深厚文化底蕴。

第一篇文章是严瑞珍教授的《近150年来时代风暴激荡下的严家故事》。后面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严家家风”，第二部分是“严家聚会”。

严哲老师说：《严家通讯》每年出二期，“严家聚会”每1—2年组织一次，现在都由我们9个兄弟姐妹的下代或者下下代在轮值策划、操办。这支队伍很庞大，有五六十人；能力也很强大，有各行各业精英，其中有教授、有专家、有资深编辑、有高级经济师、有平面设计师等等，他们大部分人有博士、硕士学位。也许是我们长辈的身传言教吧，我们严家新三房的第3代、第4代，对弘扬家族文化、传承家风的诸事都非常热心，他们出计谋、出钱、出力，大家互相比拼谁做得更好。

在《严家通讯》第31期第21页，我读到严丽稚（严瑞瑜的女儿）写的《2016年严家大聚会记》的开头一段：本次家庭大聚会由严家新三房第3代发起，到会41人（来自美国，还有香港、上海、杭州、南昌、北京），占当时严家总人数51.25%；有第2代长辈8人；第3代兄弟姐妹21人；第4代、第5代小字辈13人……成功举办严家大聚会，充分体现了严家的精神传承，严家家风延续和严家大家庭的凝聚力，寓意着严家后继有人，子孙们在我们爷爷奶奶的精神的鼓舞下，脚踏实地，奋发向上。

谯楼下的名门——“严氏家族”枝繁叶茂。十六字家训驻扎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是他们思想、行为的指南。

5月底，在美国女儿严乐家度假的严哲老师通过微信发过来一张由严瑞瑄的儿子严冰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视频图文版《你好，“一带一路”》的封面图。

严冰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进入人民日报，1990年分配到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的《京张铁路：见证百年屈辱与梦想》一文就是他写的。作为资深记者，他一直工作在新闻报道第一线，写出许多有分量的头版头条，如《大西北再架钢铁道》（1993年5月11日）、《关山万里走京九》、《震区亲历120小时》（2008年5月）、《海上救援六昼夜》等等。

在严冰的博客中下载了这么一段话：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接连推出三篇通讯、一篇消息，分别是《关山万里走京九》《千秋功业千秋事》《烽烟渐尽思悠远》《京九铁路全线铺通》，前三个通讯标题都是我想的，觉得很有气势，分别从宏大的时空来给京九铁路定位。当年我28岁，充满了激情，用饱蘸着浪漫情怀的笔墨，描写建设场面……京九铁路全线铺通的1995年的那个金色秋天，28岁的我，多么年轻！多么健壮！媳妇还没着落的我，却那么充实，那么多情！我把浪漫和爱恋奉献给了中国铁路！

难怪采访中严哲老师多次提到严冰。

（五）

在严家，严琴隐（文黼）也是个亮点人物。他是严笑儒的儿子，在10个兄弟中排第二。1995年严琴隐在102岁高龄时，作为著名党外人士，列席温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温州晚报》以《百岁参政》为题，在会议期间作头版新闻，予以报道。

严琴隐1893年出生。富裕的严家宅第里设有书院，让他在少年时就接受良好的启蒙教育。他曾受到戴任（留学日本，是同盟会员）、林次鹤等名师指点。20岁时拜瓯海道尹林鹍翔为师，专攻诗词。

爱好诗词的严琴隐于1923年与夏承焘、陈仲陶、梅冷生等人创办慎社，为了活跃慎社的活动，他两次慷慨捐资助会。慎社以文会友，刊发诗文作品，是文人名士荟萃之所。因为在当时颇具影响力，一些地方长官、名绅也欣然参与。慎社社址选定在鼓楼街的谯楼上，每当诗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吟咏酬唱，足以显示其高调清雅。次年严琴隐又创立瓯社，温州名绅刘次饶、王志澄等都纷纷入社求学。会员们相聚在社，切磋词艺，互学共进，影响广泛。温州词学自此又声名鹊起，瓯社还留下两辑珍贵的《瓯社词抄》。

1924年，第一任籀园图书馆馆长王毓英亡故，温州六县绅士共同推举才华横溢的严琴隐出任温属六县籀园图书馆长（今温州市图书馆前身），此时严琴隐只有32岁。他同时还被聘为道署秘书。

严琴隐上任籀园图书馆馆长后，其政绩在《温州市图书馆的七十年》中有所记叙：“严文黼任馆长，开始将藏书依四库分类编目，并对田租进行清理，使经费有所增加，原寄存的蔘绥阁藏书转为正式捐赠。”民国时期，应平阳教育家范介生之约，在纱帽河严家祠堂创办温州妇女协会。严琴隐还起草宣言，登载报刊，扩大该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当时响应加入的有胡识因、姚平子、王逊仙、孙孟昭、庄竞秋等人。

抗战时，一些学校因躲避战难而迁移山村。为了解决当时青少年入学难的问题，在市区东公廨，严琴隐独资开办永嘉补习中学，后学校迁移至积谷山怀谢楼。为了正常教学，他聘请社会名流、名人为教员，还自任校长，兼任学生的国文教师。

严老先生一生有三好：诗词，书法，古琴。富家子弟，无心于祖业的继承和管理，成天沉迷在艺海之中，以诗词、书画、音乐自娱，“败家子”的恶名自然悬于其头顶。

在政治运动中，因家产殷实，又因为他是此时严家的长子（大哥文龙已过世），他被定罪为黑五类分子。然而，政治风云、社会偏见、生活穷困没有摧垮严琴隐，他有着属于自己的丰富的精神世界。被“政治管制”，受人歧视，他依然我行我素，生活在他独有的“严氏世界”里。没有人拜访，没有人关注，寂寞人生的生活空间只有10平方米。小屋内，一桌，一床、一柜，他似乎是足不出户，在他那辽阔而高远的琴棋书画世界纵横捭阖，心驰神往，以书画颐养天年。

人们只看见那位穿着旧长衫，衣履有些不整的前清遗老沿着古城墙在踽踽而行，殊不知他是民国时期风云际会的人物，他的《乐律金鉴》一书闻名于国内戏剧界，是一部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乐理专著；也不知，他的一张书法作品，在北京东城一书店，标价为9500元；他创作了《宝琴楼词钞》，只可惜没有人读过那一首首辞工句丽的精品。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严老先生的文化价值才被突然清醒的人们发现。他被摘掉地主的帽子，浙江文史馆聘他为文史馆馆员。百岁老翁，还走上参政议政平台，成为温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列席代表。此种悬殊的变化，严琴隐却泰然处之，如云卷云舒般淡然。凭借这份淡然，他活到10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