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不久，偶然看了几集《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为惊心动魄的官场斗争所吸引，于是通过BT下载了来看。剧中，无论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处理，还是情节的设计，都可圈可点，显示了主创人员的深厚功底和艺术追求。看后，我对严嵩这个人物发生了兴趣，于是，找了一些数据来阅读，终于对这个人物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产生了一些想法。
以前，我对严嵩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明朝的大奸臣，而且还是个大贪官，因为听说过“严嵩跌倒，嘉靖吃饱”的俗语。看了电视剧以后，我觉得严嵩这个人物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那么简单。一是他八十多岁了，还在内阁担任首辅，虽已老态龙钟，精力不济，但毕竟还是要处理各种政务，皇帝还经常叫他表态定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二是担任了这么多年的官员，而且地位稳定，不断升迁，可见这个人不是单用奸、贪两字可以概括的，起码他在赢得皇帝信任，笼络各路官员、树立自己形象和处理各种事物方面有过人之处，否则早就被人参倒，内阁大员徐阶、张居正等均非等闲之辈；三是嘉靖帝是一位刚愎自用、多疑嗜杀、威柄不移、荒唐到变态的皇帝，很难对付，稍有不慎，便招致杀身之祸。要侍奉好这样的皇帝绝非易事。严嵩在各种场合表现出来的对皇帝的忠心不二、处理大事的公正明断、协调各种关系的稳妥持重、对待自己失职和儿子严世蕃惹祸的事件中自请处分的正直无私的态度，是赢得嘉靖皇帝长期信任的真实原因。当然这里有政治的手段和老辣的计谋，但表面上能做到天衣无缝、圆滑自然，也是很不容易的。以致嘉靖后来虽对严嵩心有猜忌，但仍一直姑息容忍。
电视剧是文艺作品，有必要进行一些艺术加工，但我认为，在历史人物的把握上，该剧基本上还是遵循历史真实的。当然即使历史的记载，也有真伪之别。《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个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媚上，窃权罔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而受统治者所编所谓“正史”的影响，在民间，严嵩就是一个作恶多端、陷害忠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大奸臣。而综合其他的史料来看，对严嵩的评价则要复杂得多，这里就存在一个历史的认识问题。
严嵩祖籍福建，北宋元佑年间，先祖严恒到江西任职，后来便定居在袁州。严嵩出身寒微，父亲热心功名，但始终不第。后来，在一家蒙馆教授童生，补贴家用。严嵩四岁启蒙，六岁时，已能够把四书五经里的文章倒背如流。后到私塾读书，他的聪明颖慧、思维敏捷，常使私塾老先生感到吃惊。一些晦涩难懂的课文，别人要讲多遍，也难明其大意，而严嵩听一遍就能知其主旨，属对更是反应敏捷，出语奇异。渐渐地严嵩神童的名声就传扬开了。分宜县知县爱惜人才，听说介桥村有个神童，就把他召入县学，着意培养。于是，年方八岁的严嵩以博士弟子的身份进入了分宜县学。按常规，年满十二岁的童生需经过两次考试，才能进入县学。后来江西提学使来校视察，经测试，对严嵩大为赞赏，当即决定将其补为廪膳生员，免除他的膳食费用。
严嵩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为二甲第二名。正当他担任翰林院编修不久，祖父和母亲相继病逝。从小孝顺的他，痛不欲生，结果大病一场。此后病魔缠身，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为此，严嵩在分宜县城南面的钤山之麓的学宫旁，搭建了几间房舍，名之曰“钤山堂”，过起了八年的隐居生活。他一边养病，一边潜心于诗书经史，精进学养。严嵩寄情于山水间，恬淡功名，潜心学问，与鸿儒达士相往来，颇具清流形象，声誉越来越高。后受邀为袁州纂修《袁州府志》，严嵩广泛收集社会历史资料，并对袁州一府四县的疆域、建置、物产、食货、兵防、政教、名哲、文化、风情等做了详细考察。经过两个寒暑的努力，严嵩完成了长达十四卷的《袁州府志》，而且其内容之精详，体例之精当，均超过以往任何一部，其才气与功力可见一斑。
经过几年的修养，严嵩的身体已逐渐好转，但看到时局一片昏暗，不愿与腐败势力用流合污，于是仍称病不出。到了正德后期，名相杨廷和以首辅之位，力匡时弊，起用了费宏、杨一清、梁储、毛纪等一批清正之士，局势有所好转。杨廷和是严嵩会试时的考官，有座师之情；费宏则与严嵩同乡，有桑梓之谊。他们素闻其隐居清誉，于是以朝廷名义诏他还朝。正德十一年三月，三十七岁的严嵩正式结束了他的第一次隐居生活，从钤山北上，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京城，从此开始了他亦善亦恶、充满争议的为官生涯。后虽因“宸濠之变”，路途凶险，严嵩称病告假，又在钤山隐居过两年，但随明武宗驾崩，同乡费宏接替杨廷和为内阁首辅，严嵩终于踏入了平步青云又险象环生的官场之道。

(二)
我们先不提严嵩是忠是奸，是善是恶，因为这在历史上也颇有争议；我们首先就他本身的才学素养、生活状况和家乡人对他的评价这些侧面，寻找严嵩原型与历史定论的差距。严嵩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据说这是历史公认的。他的书法成就旷世罕见，堪称一绝。北京著名的老字号酱菜铺“六必居”，还有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就连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目前比较可信的说法也是严嵩的手笔。想当年，乾隆皇帝想把贡院里面严嵩的字换掉，不想在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地方挂一个“奸臣”的字。然而仔细打量了满朝文武写就的字迹后，不禁摇头，包括他自己，没一个人的字能比得上严嵩的，于是只好默许严嵩的字继续挂在贡院里。除此之外，严嵩的文学成就也很高，诗词“清丽婉约”，文章出奇的好，清词写得更好，受到皇帝得大力赏识。当时，嘉靖皇帝迷信道教，还自封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在皇权社会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文武大臣及词臣入值西苑，供奉青词”，跟着皇帝一起向太上老君顶礼膜拜。所谓“青词”，就是写在青藤纸上打醮祷祝得疏文。严嵩不甘人后，加上他善于揣摩，所以他写得“青词”仙风道骨、典雅华彩，嘉靖帝看后，褒誉有加。严嵩也就一天天发达起来。严嵩早年的确是一位“文章高手”，即使象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也不忍心将严嵩的诗作一笔勾销，认为“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
严嵩入朝为官以后，朝廷准备重修《宋史》，又命严嵩领衔，“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说起来，这是个油水虽然不大，但享有崇高威望的荣誉性差事。看来，严嵩当时因文望人望确实是“众望所归”，朝廷才会把这么重要的差事交给他。在皇权社会里，凡是能够被专制帝王相中，认为有资格主持修正史的文人，大都属于“文坛泰斗”，例如宋代的欧阳修、司马光，当然更不用说清朝的纪晓岚了。所以，严嵩当时的学问、文章确实在朝中堪称翘楚，得到了大家的公认。
严嵩是靠个人奋斗获得功名的，走的是正途。他的私生活也是严肃正派，几乎无可挑剔。他生活俭朴，不尚奢华，从未利用职权为家乡子弟谋取一官半职和良田美宅。他唯一的亲弟弟严岳三次向其谋官未准，终生教书至死一介布衣。严嵩也是一个好丈夫，他一生只娶欧阳氏一位妻子，欧阳氏比他大一岁，还有一脸麻点，但夫妻感情很好，从一而终，没有其他姬妾。严嵩夫妇育有二子一女。“配一品夫人欧阳氏，助公食贫力学，比贵不失素风，与公白首相敬，旁无妾月眷。”这在当时各级官员贪赃枉法，逐金奢靡之风盛行的社会形势下，是十分难得的，这些客观的历史印迹是不应有意淡化甚至抹杀的。
严嵩的家乡分宜人对严嵩怀有好感。村中有一座纪念严嵩的建筑，就是严氏宗祠，五百年来香火不绝。宗祠牌楼的牌匾上写着：“春风先到藩侯楼，瑞色平分宰相家”。村中人至今还在传扬严嵩的才干和善举，把他看作读书人的榜样，介桥村的骄傲。分宜县东南有座万年桥，是当年严嵩斥资兴建的，为我国著名的古桥；在分宜，严嵩主持或支持兴建的古桥还有广泽桥、广润桥、永济桥等，给分宜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严嵩在家乡的另一善举是主持修筑了一条分宜至安福县的官道。全长60公里，使分宜与邻县的交通大为改善。他还两次捐助分宜县学堂，在分宜兴建钤麓书院，捐资重建县城城郭。这些善举改变了严嵩在分宜人民心中的形象，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从严嵩的为官经历来看，并非天生就是奸臣，贪赃枉法，尽干坏事。譬如，他为官初期，担任北京国子监祭酒，他在任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并针对国子监存在的一些弊端进行了改革，为国子监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严嵩出身贫寒，读书时曾为衣食所忧，因而很为国子监里的学生着想，他亲自上疏皇上，要求恢复旧制，发给诸生膳金，以解贫苦监生所困。从景泰年间开始，朝廷因财用不足，允许富豪子弟捐赀而入监读书。严嵩认为，设立国子监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而朝廷为了钱财招纳“例监”有损这个目的，致使生源质量下降，学风受到不良影响，于是上疏皇上，要求停止招收“例监”。严嵩在国子监祭酒的任上的这些业绩是有目共睹的。另外，严嵩在任首辅的这十五年中，正是“南倭北虏”最为严重的时期，所有朝政基本上围绕着这一南一北的边患展开。对待“北虏”问题，严嵩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认为当前敌强我弱，只宜防守，不宜进攻。因而当曾铣及夏言等人主张收复河套时，他持反对意见。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决策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当“北虏”威逼京师之际，明帝国的赋税重地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之患也日趋严峻。严嵩对倭寇的认识比较清醒，他认为倭寇是浙江、福建沿海居民下海通番谋利所致。因而他主张宽海禁。海禁一开，沿海居民可以合法进行海外贸易，获得利益，就不会乱了。另一方面，他主张对进行劫掠活动的贼寇，朝廷要予以坚决打击。他推荐赵文华、胡宗宪等督师平倭，赋予他们专事权，以免受地方官掣肘。赵文华、胡宗宪等又先后网罗了戚继光、俞大猷、谭纶等一批将才，使倭寇受到重创，并且将浙江一带倭寇基本肃清。这些曾经在改革政治、肃清吏治、选用人才、打击外患、安定社会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并不都是为个人利害得失，而客观上是利国利民的政治策略，应该得到肯定的。
我记得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曾经说过，历史上的英雄，他们的命运并不是英雄自己所决定的。那么，我要说，历史上的奸臣，他们的命运也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掌握的。象严嵩这样善恶兼具、亦忠亦奸个性复杂的人物，怎样会出现既有勤政守责、有胆有识、清流正直、爱国爱乡的忠善一面，又包藏着专权乱政、贪赃枉法、谄媚阿谀、屠害忠良的奸邪一面，这里面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我们不能绝对地断定为纯粹个人质量的原因。 

(三)
一是在腐朽的皇权制度下，官吏的人格受到扭曲，价值取向由士大夫的为国为民自我完善演变为追求谄媚取宠和满足个人私欲的转变。在皇权社会，皇帝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唯皇帝意愿是从。如果一个皇帝在行使皇权中，若还能够以江山社稷为重，经常考虑到民生疾苦，听得进忠臣逆耳之言，处事比较公允客观，平时又不太沉溺声色犬马之乐，那么这个皇帝可算得上是个好皇帝了。但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实在不多见。大多数则是腐败昏聩、独断专制、骄奢淫乐、无道残忍的昏庸皇帝。嘉靖帝便是属于这一类的。严嵩十分了解朱厚熜，他多疑嗜杀，刚愎自用，是个不好伺候的主儿。朝中大臣凡是不顺从皇帝旨意，敢于抗争的，都难逃被严惩甚至处死的命运。而且皇帝喜怒无常，喜听谗言，朝中大臣侍奉皇帝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只有小心揣摸圣意，唯唯诺诺，才有可能保住地位和性命，哪里还敢批龙鳞、犯圣颜？秉性刚直的夏言、憨厚偏激的杨继盛、狂诞不羁的沈炼、一时失职的王忬都是因为触怒喜怒无常的嘉靖帝而被诛杀的。根据史书记载，为官初期的严嵩至少有几次试图纠正嘉靖帝的一些做法，但大都因险遭危境而匆匆收场。因此，在世宗皇权专制的淫威下，满朝官员惟有献媚示忠取悦皇上，以求得宠升迁或蒙恩自保，于是朝廷上下拍马迎奉蔚然成风。可见，献媚君上与权阉是阁臣们的共性，是不得已之举。严嵩、张居正等人深知朝政的特点，不谄媚君上，不交结利用皇帝身边的近臣宦官，不仅无法爬上高位执掌国政，甚至还会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更谈不上施展自己的抱负而有所作为。嘉靖帝从16岁就迷恋上了道教的斋醮活动，也就是建坛祈福，以求长生。从16岁到60岁驾崩，一生基本是在斋醮祈福中度过。而对斋醮的态度成了官员晋升或贬斥的分水岭。海瑞因反对皇帝斋醮而被打入大牢，差点死于非命；严嵩于是迎合并赞同斋醮得以步步高升，并在内阁首辅的位置上长达近20年。严嵩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撰写歌颂斋醮的青词上，并“巧为迎合，结诸阉人”，使之为己所用，以免成为自己施政的绊脚石。因此，严嵩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逐步蜕变着自己的人格，丧失着自己的原则，最终使自己成为了一个适应皇权高压下机巧善变、玩弄权术的弄臣。
其次是长期的权力斗争，也使严嵩逐渐看清了官场人物的种种面目和般般手段，而渐渐养成了虚伪、冷酷、残忍的个性，变成了玩弄手段、残酷无情、播弄是非、投机钻营的官场高手。在如此严酷的政治氛围中，一个为官者要向上爬，并想达到权力的顶峰，除竭尽全力当好皇家奴仆之外，如果不对危害或阻挡自己前途的政治对手采取告密污蔑、陷害栽赃、落井下石等肮脏的阴谋手段，踩着别人的肩膀，甚至踏着人家的尸体上升，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场相互倾轧厮杀的权力争斗中，你如果不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一旦走神或对对手产生一丝的仁慈之心或怜悯之情，那么你必然败下阵来，成为别人飞黄腾达的垫脚石。退一步说，即使你有机会爬上了高位，日子也不会长久。或者在你有幸在有生之年能安稳致仕，那么在你下台以后，你的麻烦可能接踵而至，不但随时可以推翻对你的定论，甚至会牵累你的家人，危及你的生命。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政治永远是黑暗的、肮脏的、残酷的、不择手段的。所以严嵩的转变或者叫“选择”，对他曾经追求过的理想中的士大夫的修养品格、人生价值，或许是一种痛苦的背叛，是不得已而误入的歧途。
如在争夺首辅的这场争斗中，严嵩虽然多次受挫，但经过几番搏斗，严嵩的政治手段越来越得心应手，最终取得了斗争的胜利。随着皇帝的恩宠日益俱增，严嵩已不满足礼部尚书一职，他期盼着入直内阁，甚至把内阁首辅作为自己的目标。当时首辅为夏言。夏言是江西贵溪人，为严嵩同乡，严嵩曾得力于他的提携。严嵩任礼部尚书后，一味阿谀事上，得到了皇帝的宠信，甚至为了争宠暗中攻击夏言。这引起了夏言的鄙夷和愤怒，两人矛盾日益加深。夏言为人傲慢强直，有时对皇帝也表现出放恣欺慢的态度，这成了严嵩攻击的把柄。皇上终于将夏言驱逐出内阁。在翟銮继任首辅后，严嵩又利用一次机会弹劾翟銮父子通同考官作弊，翟銮被削籍为民。严嵩终于爬上了首辅的位置。但后来皇帝又隐约觉得严嵩逐渐有专横之势，为了牵制他，又起用了夏言，令其官复原位，仍为首辅。夏言还是那副高傲亢直的性格，不把严嵩放在眼力，不时借机羞辱他，而且严世蕃执掌尚宝司后，窃弄父权，收受贿赂，横行不法，被夏言抓住了把柄。严嵩认识到，只要夏言在，他就毫无翻身机会，他要寻求机会，除掉这颗眼中钉。当“议复河套”事发时，严嵩抓住了这个关键的机会，把责任都揽到夏言身上，进行恶毒攻击。结果，夏言被处死，严嵩终于重新坐上了盼望已久的首辅的位置。当然，有人说夏言死于严嵩，但平心而论，虽然严嵩想置夏言于死地，但对夏言之死起关键作用的却是嘉靖皇帝。为人傲慢、强直抗上的夏言作为刚愎自用、善护己短的嘉靖帝的首辅，是迟早要被杀掉的。
三是护“犊”的私心，终于使严嵩丧失了政治游戏的原则和长期恪守的心理防范意识，把自己逼上了政治斗争的绝路。严嵩升任首辅后，并没有像传说的因此谋取什么私利。他多次辞免加秩、赏赐与恩荫，三次辞谢少师的官品，并屡次闻过即自劾求罢。严嵩没有从家乡带一人入仕为官，独子严世蕃入仕走的是普通的荫官之路，入仕后还情世宗给以简僻闲职。严世蕃狡黠机敏，博闻强识，谙熟朝廷典制，通晓经济时务，尤其善于揣摩帝意，于是，严嵩爱子护“犊”之心越来越强烈。严嵩年老智昏，拟旨常不当帝意，遂将阁臣才有的票拟之权托付给儿子，而严世蕃每次票拟都能合符皇帝的心意。于是严世蕃也被人称为“小阁老”。严世蕃渐渐地仗着父亲的势力骄横不法，胡作非为，影响十分恶劣，满朝文武都非常痛恨。当看到严氏父子逐渐失宠，以徐阶为代表的一帮官员乘机一哄而起，纷纷罗织严嵩父子罪名，屡次着人上疏皇上，弹劾严嵩。徐阶在严嵩致仕后，终于当上了期望已久的首辅。但他还是担心严嵩会东山再起，决心除掉严嵩父子，以绝后患。于是，他又抓住严世蕃从谪戍之地中途跑回江西老家，并大言皇帝离不开他，日后定当收拾徐阶等言行，篡改了法司对严世蕃的狱词，除列数其贪赃枉法、荼毒百姓、蔑视国法、不赴戍所等罪状外，还捏造了他聚众造反、通倭通虏等罪状，终于置其于死地，并抄没了严嵩的所有家产。盛极一时的严嵩没能守住最后的阵地，带着对儿子的爱与恨，带着对官场的留恋和迷惘，在八十七岁那一年凄惨地离开了人世。留给他的千古骂名，掩盖了他曾经的荣耀和昔日的追求与梦想，也留给后人几多思索。